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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殖民活动的扩张，进入16世纪之后，欧亚大陆之间的接触开始日渐频繁了起来。与此同时炒股票金融杠杆，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教皇使者”的身份，来到亚洲各地传教布道。其中，西班牙教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是最早向欧洲介绍明代中国的传教士。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的统计，截至明末，在华传教士合计约有800余人。
方济各·沙勿略圣像
清军入关后，为了充分吸取西方科学的技术成果，清廷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宗教政策，他们向北京的耶稣教会保证，教士们依然享有在明朝时期获得的一切特权与传教自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汤若望（1592—1666）、白晋（1656—1730）、南怀仁（1623—1688）、张诚（1654～1707）等颇受清廷器重的教士们，通过来往信件以及书简、著作等，对清朝的皇帝、朝政、民间风俗以及普通百姓的性格、品行等情况，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描述和评论。
坦诚说，这些传教士们对清代中国的论述，存在着较强的主观性，甚至夹杂了一些偏激和狭隘的话语。但瑕不掩瑜，这些文字记录依然是我们了解清代中国的重要参考。那么问题来了，西方传教士眼中的清代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传教士基歇尔《中国图像》的卷首插画，汤若望（左）与利玛窦（右）共同拉着“中国地图”
1）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印象”
定居于广东韶州的法国教士沙守信，在1701年12月30日致巴黎耶稣会教士郭弼恩的信中“义愤填膺”地指出：
“我们必须不泄气地和这个只怕皇帝，只爱金钱，对永恒的东西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民族谈论宗教。....我们还知道，中国人最爱炫耀自己是世界上最有礼貌最有文明的民族，....我们在这方面（‘中国式的礼貌’）越是擅长，欧洲的科学就能够帮助那些大人物们克服他们对来自外国的东西所持有的极大蔑视。”
在沙守信看来，中国人怕皇帝、爱金钱、“对永恒的东西漠不关心”、自视最有礼貌但极度蔑视外国人和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其他西方教士的著述和往来信件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
西方传教士笔下的顺治皇帝和汤若望
1）极度热爱金钱
法国教士马若瑟在1700年11月写给郭弼恩的信中指出，一些中国人不仅“见利忘义、偷盗成风”，“为了谋利甚至会卖掉亲生女儿”：“一旦生活于中国，一旦开始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人们就不会因诸如母亲杀死或遗弃新生骨肉、父母为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卖掉女儿，人人都谋求私利以及小偷成群等事情而诧异了。”
曾在尼布楚谈判中担任翻译的法国教士张诚在1701年写给家人的信中，谈到了中国人的“金钱热情”：“当事情一涉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精明和敏锐，应该承认他们对金钱是贪婪的，而这种贪欲比欧洲人的大得多。他们有一种在做买卖的时候进行欺骗的天性，他们希望在每一次买卖中获利。”
至于另一位法国教士傅圣泽的论述，在今天看来更为尖酸刻薄，“中国人无利益之外的理解力，而且偷盗成风，爱财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他们想象不到人们在从事各种活动时除了利益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目的”，“在旅行中。我们还必须彻夜不眠以防小偷，如果他们遇到我们，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2）勤劳朴实、技艺精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若瑟认为中国人“见利忘义、偷盗成风”，但也对中国人的勤劳和客观存在的劳动强度，给予了较为公正的评价：
“我们不能像责备欧洲多数穷人那样，责备中国穷人游手好闲。因为这些不幸者的辛苦，超出了人们一切想象。一个中国人整天双手翻地，而且往往在水深及膝的水田里劳动，但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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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受康熙器重的法国教士巴多明（1663—1741）认为，“中国人是勤劳、朴实和具有高度技巧的人民”，并称赞一些能工巧匠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不过，在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予以肯定的同时，他也辩证地指出，中国人“在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欧洲人）”。
.外地进京——西路行，刊印年代1882年，出处《伦敦新闻画报》
3）“怕皇帝”
法国教士洪若翰认为，“温和、耐心与严肃”的中国人，“对上百依百顺”。具体而言，首先是家长，其次是地方官（父母官），最顶端就是皇帝。
法国教士、宫廷钟表师汪达洪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乾隆皇帝对臣民们实行着严刑峻法，即便是最有权势的人也会在他面前发抖”，“权贵在皇帝跟前的小心翼翼，与在下属及百姓面前的威风凛凛、颐指气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于中国人“怕皇帝”的心态，巴多明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普遍）以服从皇帝制度下的国家昌盛而感到幸福”。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4）蔑视外国人与文化
颇受康熙皇帝器重的白晋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蔑视所有外国人”，“还喜欢将邻国居民视为极端野蛮无知的未开化民族”。
对于中国人的“排外心态”，沙守信也“感同身受”：“中国人瞧不起其他民族....甚至在下层群众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十分执着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道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学说信条，他们相信只有中国才配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向他们传教，他们会冷冷地回答道：我们的书里从来也看不到关于你们宗教的事情，这是外来的宗教，我们的圣人学者们会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排外”？ 汪达洪认为，这是一种“防范侵害”的心态作祟：“（乾隆）皇帝和大臣们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说他们反对公开传教而且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那只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我们借口传教而别有所图，或许他们大致知道欧洲人对印度的征服，担心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
乾隆皇帝六十大寿宴群叟，刊印年代1788年
2）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爱金钱”？
坦诚说，热爱金钱是人的本性，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实际上，不少传教士们在对“中国人热爱金钱”的心态予以讽刺和批评的同时，也对“热爱金钱”的本质，给予了极为深入的分析。
法国教士杜赫德（1674—1743）在《中华帝国志》中尽管盛赞中国“地大物博，风光秀丽，单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就足以成就一个巨大的王国”，但同时指出了中国人“热爱金钱”的根源：
“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非常贫乏。她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
“（因为）极度贫困匮乏，使很多中国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来。一个人如果在广州了解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父母遗弃几个亲生子女，父母卖女为奴，一己私利驱动了许多人。”
《中华帝国志》中的“中国地图”
对于中国人的贫困问题，担任马戛尔尼使团主计员的约翰·巴罗，从农业角度给予了颇有见地的分析。
他认为，中国农民之所以生活贫困，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小农经济体制”的天然局限性，“大农场能够使用佃农更好地分工合作，因而能够把庄稼种得更好，这是小农场根本做不到的”，“但在中国，90%的农民是个体农民，拥有的牲口极少。附加一句，数百万的农民根本没有牲口。在大规模发展农业方面，他们无法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提并论”。
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的严重不足。他在深入考察后发现，“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长城以内中国的整面积为1297999平方英里，也即830719360英亩，而总人口多达333000000人，那么我们会发现每平方英里将有256个人，每个人拥有土地2.5英亩。大不列颠（英国）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亩土地，或者说每个家庭可获得12.5英亩地。因此，中国人口与英国人口比例为256：120，稍大于二比一。简言之。英国每人可获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国每个人可获得的两倍。”
画家想象的英使觐见场面：马戛尔尼单膝下跪呈递国书
在他看来，因为贫困，很多中国人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在中国普通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的确，他们天生就身体瘦小，满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
一言概之，进入18世纪后，人口膨胀、人地矛盾、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已经在清代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充分暴露了出来。在食物和收入处在长期严重不足的状况下，中国人不得不珍惜粮食以及一切“可以获取”的财富。因此，“过度热爱金钱”是求生的本能，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理解，没必要妄自菲薄。
马嘎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百姓
3）为什么清代中国的科技不发达？
在1728—1740年期间，曾担任过法国科学院秘书的德·梅朗，向巴多明寄出了一系列有关询问与了解中国历史文明和天文学的信件。1759年，他将这些信件编撰成册，以《德·梅朗先生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的书信：包括有关中国的不同问题》的名义出版发行。
在这一期间，巴多明一直试图以公正客观的角度，针对德·梅朗表现出来的错误认识，进行着极为耐心的解释和纠正。
比如在1730年8月11日写给德·梅朗的信中，他不仅对后者提出的“古代中国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古代历史的真实性、艺术和科学的尽善尽美性”等带有偏见与蔑视性的疑问，做出了极为细致的解释，还向他系统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古老传统以及中国人对医学的看法。
法国科学院
对于清代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惯于服从”的中国人普遍缺乏洞察力与好奇心。
首先，在君主集权的清代中国，与科举有着强关联的经典儒家典籍，一直都是读书人重点攻克的科目；至于未被纳入科举的自然科学，只是个可有可无的鸡肋学科，几乎得不到知识分子们的关注；其次，“八股取士”的选拔方式，既无法让读书人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突破创新，更严重扼杀了他们的整体思辨能力。简言之，清代中国几乎不存在“推动科技水平发展的土壤”。
位于北京南郊的赛马场，刊印年代1867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第二，缺乏合理的奖励制度，缺少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在清朝，钦天监是属于礼部下属的“清水衙门”，不在九卿之列。钦天监的最高官员监正，只是俸禄微薄的正五品官员——他们不可能精于业务，创造发明更是无从谈起。
第三，缺乏合理的鼓励和竞争机制。巴多明在信中指出，“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内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官员们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没有进行纯思辨研究的刚需。
第四，创造发明进行到一定阶段，通常会被扼杀。“即使有特殊人物出现，不仅不会受到持续的支持，还会后继无人”。对于德·梅朗提出的“中国人尽管注重历法，但对宇宙论的最基本常识无知透顶”的疑问，巴多明认为，“中国人更愿意成为星象学家而不是天文学家”。
传递圣旨的官员，刊印年代1796年，出自《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那么问题来了，清代中国该如何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呢？对此，他强调了政府和皇帝本人的重要性。
“促使这些科学在中国繁荣昌盛的办法，就是不只是要有一位皇帝，而是要有数位连续执政的皇帝，支持那些以其研究和实用而成功地得出新发现的人；他们积累巨额奖金，以赏赐功勋卓著的人员，为其提供必要的旅行和购置仪器的经费；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
显而易见，巴多明是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详细探讨清代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第一人。
另外，同样有着“亲华倾向”的伏尔泰（1694—1778），对巴多明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他如是写道：“巴多明是知识的伟人，他在欧洲知识界的知名是源自他对欧洲最博学的哲学家对中国科学向他提出的最困难问题的充满智慧和启迪性的回答。”
伏尔泰（1694—1778）
4）对溺婴现象的关注和批判
前面提到，传教士们在传教的同时，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深入透彻的观察和调查。其中，清代中国存在的溺婴现象，也成为了他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
1）传教士笔下的“溺婴记录”
进入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教士郭士立（1803—1851）在其航行记录中，详细记述了在厦门海岸的见闻：“在厦门人当中，有一种普遍的习俗，就是将刚生下来的女婴溺死，这种有违天理的犯罪，在他们中间是如此普遍”。
美国教士雅裨理（1804—1846）在对福建沿海地区的溺婴状况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走访调查之后，得出了颇为具体的数据：“（通过）我已经访问过来的40个不同村镇的居民后发现，被溺死的女婴在不同地方变化很大，最多达十分之七、八，即70％—80％，少的也有十分之一，即10％。所有这些地区杀婴的平均比例有近四成，确切地说为39％”。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中的中国百姓
除了福建之外，全国各地的溺婴现象不断进入了传教士们的视野。
素有“中国通”之称的美国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游历浙江期间，就对当地的溺婴行为感到心有余悸：“我从众多规劝人们不要伤害女婴的传单中，看到了弑婴风气盛行的惨痛证据，尽管中国有仁慈的法律和高尚的文学，但这种令人震惊的犯罪行为仍然是在清王朝的许多地方肆虐”。
活跃于北京的美国教士、外交官何天爵（1844-1912）愤慨地表示：“自我们认识中国人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受到杀害婴儿和虐待儿童的指控。凡是长期居住在中国并拥有正常理智的外国人，都会明确地认为弃婴现象在中国相当普遍”。
坦诚说，这些人的著述中，不乏存在夸大其词和恶意诋毁的描写。但不可否认的是，“溺婴”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比较严重的。
1907年，上海郊区的“婴儿塔”。婴儿塔上有“女孩尸”的字样，提示此地专门丢弃女婴尸体
2）为什么溺婴现象如此严重？
传教士们在高度关注溺婴现象盛行的同时，也对溺婴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贫穷。传教士们一致认为，贫穷是杀死新生婴儿（尤其是女婴）的最主要的原因。曾担任香港首任圣公会主教和教育部门长官的施美夫（1815—1871）就指出，“杀死女婴的比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贫困状况”；法国教士古伯察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流行全国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杀婴罪案，尤其应当归咎于普遍存在的贫困”。
其次是嫁妆问题。雅裨理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我问他（被访者之一），一个如此富足而能够抚养子女的人，为何也有如此残忍的行为（溺婴）。他说，这样的人（女婴）要花费相当大的一笔钱于嫁妆、饰品和彩礼，他不愿意奉送这样一种有去无归的损失”。
清末时期的儿童老照片
第三是“重男轻女”思想作祟。一直对近代中国予以同情的英国教士麦嘉湖（1835—1922），在与一位有过溺杀女婴经历的妇女交谈时发现，“重男轻女”思想是个极为重要的诱因，“我们女人想要男孩儿不是女孩，因为我们的丈夫和婆婆渴望要男孩。我们若生男孩将更受宠爱，在家里的地位也会提高，我们的尊严和威望也会增加”。
古伯察在我国西部考察时也发现，“一些中国人认为，生男孩是一家人的荣耀与福气，生了女孩则被视为倒霉；男孩儿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帮助父母干活，而且男孩还要继承家庭香火。相反，女孩子则纯属一种负担”。
清末时期的儿童老照片
第四是愚昧的迷信思想作祟。居于宁波的美国教士玛高温认为，“医药迷信”是产生溺婴现象的原因之一，“一些中国人认为，婴儿的眼、鼻、耳等被认为有着特殊的疗效。所以小孩被诱骗、毒化和被杀害，以配制药物”；何天爵则认为，“一些在中国北方被溺杀的婴儿”，“（死后）成为了殉葬者”。
最后传教士而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基督教福音和西方文化的“改造”，才能让清代中国人彻底抛弃溺婴这种“未开化”的行为。比如雅裨理指出，“只有受祝福的神荣耀的福音。才能改善这些不幸的女性的处境”。但实事求是地说，真正让中国妇女做到翻身解放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女孩子的学堂，出处《伦敦新闻画报》
5）尾声
进入18世纪后半叶，世界形势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美国“新大陆”开始崛起，欧洲诸国相继进入了“蒸汽时代”。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名人及发明
当清朝的统治阶层日渐感觉到西方各国对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时，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伴随着“禁教”和驱逐西方教士等保守政策的颁布，清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日渐疏远。
与此同时，旨在维护自身统治需要的国家机器，就像一支疲于奔命的消防大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应付扑灭各地起义和叛乱的烈火当中。对于西方世界的革命性变化，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其结果就是，他们只能吞下连续战败和割地赔款的苦果，并痛苦地走上一条被动的“自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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